中国新女首富周群飞：创业是我人生中最有意义的事
中国新女首富周群飞：创业是我人生中最有意义的事
2015年3月30日，蓝思科技已经高达70.98元/股，公司董事长周群飞手中所持的5.92亿股市值也高达420.2亿元。周群飞成为新的中国女首富。
站在红磡地铁站的月台上，人声嘈杂，她却心如刀绞：日本供应商掐断了原材料来源，深圳的生产线几乎弹尽粮绝，美国的客户在等着她履约交货，若此事无法解决，十余年的辛苦将毁于一旦……有那么一刹那，她悲愤得几乎要跳下路轨……
当然她没有，她的人生中有过太多次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经历，她总能在逆境中满血复活。她就是闻名遐迩的“手机玻璃女王”周群飞，她是中国最优秀的女性创业者之一，她所创立的公司就是蓝思科技。
在绝大多数人眼中，周群飞是个神秘的女富豪。确实，有关她的公开消息少之又少，若不是蓝思科技A股上市行将成为创业板“旗舰”，恐怕没有多少人会了解她和她那庞大的手机玻璃视窗的王国，更不会有人知道为了自己的事业她到底闯过了多少关、迈过了多少坎。想听她亲口说自己的故事真的很不容易，但当你真诚走近她时，会发现她比你多的，正是那份在坎坷路上坚持到底的勇气。
父亲的言传身教
命运多舛。
周群飞5岁那年，母亲便离去了，而周父又是一个因意外事故造成视力衰弱、接近失明的人。在上世纪70年代湖南湘乡的农村里，周群飞所处的家庭可谓比贫寒更甚。用她自己的话说来就是：“吃完上一顿饭，下一顿饭要怎么计划、要吃什么，也得去筹备。”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小小的农家女孩脑子里的“理财”观与生俱来。
幸在父亲是个坚强而且充满智慧的男人。“他拜过八位师傅，这八位师傅将他带入了不同行业。”他为了维持一家的生计，只能不停的学做各种各样的手艺活，赚钱来贴补家用。“他是一个残疾人，还要不停地学，何况我是一个健康的人。在这样一个家庭，你只有逼着自己去学！”这也正是为何周群飞后来会把打工生涯的首站选在深圳大学附近的原因之一——方便半工半读。
打工的日子里，她先后考取了会计证、电脑操作员证、报关证、甚至包括一张B牌驾驶证。“没有学好英语。”周群飞说，“我报考英语班的时候，刚好有一个更好的工作机会，放弃了学英语，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身教言传，父亲的勤劳好学影响着她，他的教诲也令童年的周群飞早早对自己有了要求。
“他的字写得非常好。小时候要求我背诵《增广贤文》，要我读《三字经》。有一些经典的句子现在还记得，它也成为了我做人做事的一个准则。”面对记者，周群飞不假思索的便吟出了一句：“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正是贫寒的家境和熟读的《增广贤文》让她始终存在紧迫感，从懂事起，她就暗下决心，必须靠努力学习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语文老师教给她的
只是，在1970—1980年代的湖南山村，通过正常求学改变命运的机会本就寥寥无几，父亲已尽力供她上学，可因必须承担超出自身年龄、繁重的家务和农活，她连正常上课的时间都不能完全保证。念书时她的语文成绩特别好。就在蓝思科技上市前夜的创业历程交流会现场，周群飞便请到了当年的语文老师，在所有来宾面前向他表示感谢。“他会来家访，教我要写好作文，一定要善于观察周围的事物······”
蓝思科技有一款镀膜视窗玻璃的专利发明，最初的创意正是来自于周群飞回想小时候对荷叶的观察。“水珠在荷叶上滚来滚去形成水珠，水珠滚动后叶面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周笑着回忆那个细节，“要不是从小老师教我细心观察，我可能就没这灵感发明这个专利。”
就像她从来不避讳自己出身微寒一样，周群飞也毫不讳言自己的事业起点是一家小小玻璃加工厂的打工妹。而打工妹的起点，又是从一声至今未能道出的“感谢”开始的。
“20几年前来深圳打工，那时的南山还有很多农田，路灯都没有。从韶关出发坐了十几个钟头车，下车后是晚上还下着雨。我要找一家开在深圳大学附近的工厂，可自己怎么找也找不到。我只好走进深圳大学，找到一个大学生，是他把我送到了那家工厂——工厂规模实在太小，完全没有知名度，甚至连个显眼的招牌都没有，现在我还记着那个好心人，因晚上没灯光，也没看清他长什么样子。只能在心里一直感激他，是他让我找到了事业的起点。”
改变人生的辞职信
最初的工作是加工手表玻璃。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周群飞认为当初的工艺实在太简单。“一片普通的玻璃原料，再切割、仿形、抛光就可以出货了……”那家企业规模很小，“一栋小三层，不到一千平米，设备全是旧机器翻新的，工艺也不齐全，员工吃、住、工作都在那栋小楼里。”做到第三个月的时候，周群飞便觉得那里“没有东西给我学。”她迫切的期望转型，于是写了人生第一封辞职信。岂料，这封信却真的成为了一个重要的人生转折。
一个不足20岁初出茅庐的打工妹，就地升职，要自己去筹备一个新部门–丝网印刷部。
回想起来，周群飞也没搞明白怎么会出现如此戏剧性的变化。“也许是我的字写得不错，所以引起了厂长的注意。”又或许是在那个年代打工妹给厂长递辞职信本身就是一件很文艺的事，而周又在信中诚挚的表达感谢，让厂方深觉她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优秀女生。“留下我，还要升我职，交给我一个全新的部门去管。”
23岁的打工妹做了小老板
没有谁可以教周群飞，好在她从一个北京来的同事那里得到了一本来自北京图书馆的《丝网印刷》，她如获至宝。我把这本书天天捧着看，总能找到那么几句话可以解决工艺上的一些疑难问题。“这本书至今还是蓝思科技的”传家宝“。
”书中自有黄金屋“一点不假，遇到丝印过程中的疑难问题就翻书，边学边做，从最初的丝印到后面的出菲林、晒网版、烘烤、调色、褪油等所有流程全部熟练掌握，据说现在行业使用的玻璃油墨也是来源于她的配方，行业首条自动印刷线、烘烤线、褪镀线、CNC加工的设备和工艺都来自于她和她的团队，且很乐于共享给同行业。
然而好景不长，正在周群飞干劲十足的时候，厂长离职了，出资人打算放弃在宝安筹建了一半的工厂，听到这个消息后，她找到了出资人，主动跟他说：公司的工艺我都懂了，我也很年轻，很需要一个给我发挥的机会。如果亏了你的钱，我一辈子给你打工，如果赚了，工资随便你给！”
这个年轻女孩的勇气和她前期的努力果然打动了出资的老板，由印刷部门的一个小主管，变成了统管全厂的责任人。
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她所能施展拳脚的平台和学习积累的空间也越来越大。盖房、布线、消防、备案、报关……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三来一补小企业运作的每一个环节周群飞都亲力亲为。三年后，原本的小小加工厂已经变成了一家颇具规模的正规工厂。此时却出现了新的问题。
那时来深圳投资的港澳台小老板大都有一个特点，资金并不充裕，内地的社会关系又相对复杂。随着规模的扩大，“这个工厂出现了太多老板的‘皇亲国戚’，我越来越受排挤，无论怎么做都是错。”事实上，这也正是蓝思科技上市前夕网络上一些负面舆论指责周群飞的理由之一，说她“忘恩负义”，“从培养她多年的工厂辞职，还带走了骨干和客户……”
周群飞对此立场明确：“首先本人从未在报道中的那家公司工作过，而且那家公司成立于2003年；其次我创业是帮玻璃厂及表壳厂加工电镀、丝印而已，而且当时的来料加工厂是不允许内销的，可我的客户都是大陆工厂（内销）何来抢客户之说，再说在我创业那个时间段中国也没有太多的亿万富翁，何来有人给我几个亿？”
当时在工厂管理上的矛盾突出，已经到了她无法妥协的地步，只有主动放弃。“还有媒体报道说是我想加工资，所以出走——这个说法也不对。因为那个年代我还年轻，我不在乎工资，我只在乎我有多少学习锻炼的机会，包括现在我跟我的下属都是这么讲！”
那是1993年，不满23岁的周群飞自己做了老板。
两万多港币起家创业
蓝思科技所以选择在3月18日这天正式登陆创业板，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源于掌门人周群飞的创业情结。1993年3月18日，她带着哥哥、嫂子、姐姐、姐夫、还有两个堂姐妹，在黄田（现在宝安国际机场附近）租下了一套三室一厅的“农民房”，干起了自己最熟悉的表面玻璃印刷。
说印刷厂太抬举它了，其实就是一个家庭作坊。促使周群飞下定决心搞作坊的，是她的堂姐。
“起先也没想过一定要自己创业。当时我在行业里有点小名气，知道我离职后，有人想请我。可堂姐跟我说：‘你给任何人打工都只是打工，还是要受气，要不然我们一起干！你发得出工资就发，发不出我们就跟着你！’”
创业的资本是她的“私房钱”，港币两万余元。“我也留了点心眼——正工资全给爸爸了，加班费自己存着，其实那时我也开了间时装店。”起步虽艰苦，但年轻人们对未来却满怀憧憬。“三房一厅这么安排：房间做宿舍，女孩子住大房间、上下铺，男孩子睡小房间；客厅做印刷、包装车间；厨房做食堂。”做的还是丝网印刷的老本行，当时买了一块大铝板，切割后加工成几台手动印刷机，自己拉订单，自己做生产。这支创业团队一直在这家“公司”坚持了四年。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给周群飞的家庭作坊带来了直接的冲击，她发现自己原本就回收艰难的货款更加没着落了。“付不起加工费，他们就把一些旧设备折价给我。”为了维持“公司”运转，她唯有被动接受。“只能是把设备拉回来，整修翻新。去香港的旺角去买轴承、波条，靠一个双肩包背回来。”
“那次有女儿陪我去，在旺角车站红绿灯跟前——以前我瘦，背着包真是很重很重，可那一会儿我励志的句子突然感觉背包轻了！我以为是包底磨破、东西掉了，赶紧转头看，发现——是女儿用双手托住了背包！”上世纪90年代末，周的女儿还是个瘦弱的小孩子，她在红绿灯前用尽全力的举动，深深的烙印在周群飞的脑海里。
“我一定要改变现状，要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卖掉房子也要发工资
她整修好客户拿来抵货款的旧设备，又购置了几台国产新设备，重点在手表玻璃、丝网印刷的工艺上下功夫，一点一滴的用质量来打动客户、赢得订单。不辞劳苦，不言放弃。寸进之间，到2000年左右，她的工厂已经在行业内做得小有名气，也接触到了业内越来越多的大型公司。
可是，此时的她内心却极其焦虑，渴望转型。当时的珠三角集中了全世界一半以上的钟表行业产能，相关配套加工企业发展如日中天，好不容易有了起色的周群飞为何不能安于现状呢？
确实，当时珠三角的钟表行业配套加工企业数量极其庞大，所以也良莠不齐。对周群飞这样的创业者而言，自己除了要精研生产工艺、赶超同业对手，还不得不面临最劳神费力的工作——追讨货款。“整整三年过春节，我和先生都没回过老家。”并非他们不孝顺，而是春节是追讨货款的敏感期。当时有一部分小微企业主临近年关便开始“搬家”，连人带厂玩消失，拖欠其供应商的货款往往也不了了之。为此，周群飞和其丈夫也是创业伙伴郑俊龙必须在春节期间四处奔走，一路追访那些拖欠货款的老板们。
“利润非常的微薄，一个月几十万的生意额度，客户却又百来家。每天晚上我跟先生都要自己开车去送货，每个月为了给员工发工资都要收几十家的货款。曾经有两次客户赖帐，我们只能把自己的房子卖掉换钱来给员工发工资……”
与收货款时的追踪与反追踪、侦察与反侦察相比，推销的艰难程度亦毫不逊色。
当时互联网不普及，除了翻黄页寻找客户之外，周群飞只能用最土的办法去找米下锅，“找那些表壳厂、手表厂，一家一家去陌生拜访。跟以前推销保险的方式有点类似，就走进每一幢工业大厦去敲门。有时候有可能有一条纐ian.g吩谀忝媲岸宰拍惴停锌赡芫褪潜０苍狈浅４笊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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